纵论仰韶期间

泉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仰韶文化是中国定名的第一支考古学文化，仰韶期间是继裴李岗期间之后的又一段触目惊心的史前期间。颠末几代考古学人的不懈积极研讨，现在根本上搞清楚了仰韶期间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5000年至前2900年，这一时期正处于中国文明劈头的关键时期，学界对仰韶期间的情况配景、生存方式、聚落形态、文化关系、社会性子等，都有了较深入的探索。可以说，仰韶文化和仰韶期间是中国史前社会研究最为深入的时段，代表着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的水平。不外，关于仰韶期间的具体起止年代、分布范围、文化范例的分别，仰韶期间毕竟分别为几大阶段、从哪个阶段开始进入中国文明的劈头阶段等一系列告急题目，学术界没有定论。基于此，笔者就仰韶期间的多少题目，提出自己的观点。
时空范围
仰韶文化分布面积巨大，按照仰韶文化壮盛时期即庙底沟期的分布范围来看，北抵内蒙古河套地区、东北达辽西地区、东与山东境内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相接，东南到太湖流域崧泽文化的西北部，南部与大溪文化接壤，西南深入四川省西北部，西与马家窑文化接壤。东西南北、纵横数千里，是史前中国面积最大、历时最久、影响最为深远的考古学文化。围绕仰韶文化的诸支考古学文化，计有仰韶文化东边的大汶口文化、西边的马家窑文化、南边的大溪文化、东南边的崧泽文化等，共同构成中国考古学上的仰韶期间。
仰韶文化初期，即早于半坡范例的枣园范例或零口范例，有学者推测其年代为公元前5000年至前4500年，可以置于仰韶文化半坡期之前。不外，这一将零口范例划归仰韶文化初期范例的方案并未被多数学者担当。至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早有学者将其划归龙山期间早期，也有学者主张划归仰韶文化末期。笔者以为，庙底沟二期文化已根本不见彩陶，失去了仰韶期间最根本的陶器色调；从陶器的器物根本组合观察，陶斝之类空三足器已登场，成为龙山期间最常见的陶器种类之一。而仰韶文化的标型器——小口尖底瓶已退出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陶器群，在聚落形态庙底沟二期不见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那样的向心式聚落布局模式，公共坟场如山西清冷寺坟场出现贫富分化、贵贱有别。别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的生存方式、贸易往来等，也远远超出仰韶文化。因此，笔者以为，庙底沟二期文化似应离开仰韶期间，归入龙山期间为宜。
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孰早孰晚，学界曾辩说不休。洛阳王湾和三门峡庙底沟遗址的发掘终极实证了仰韶文化在前、龙山文化在后。而同属仰韶文化的半坡范例和庙底沟范例毕竟哪个在前哪个在后，抑或某一阶段二者是并存的关系，学界现在仍旧时有争论。不外，大要而言，半坡范例重要分布在关中地区而庙底沟范例早先重要分布在陕西东部和河南西部似已经取得较为划一意见。
庙底沟期间与大同之世
仰韶期间历时两千多年，是史前中国极富期间变迁的汗青阶段。按社会发展阶段可以分别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此中，仰韶期间早期约为公元前5000年至前4000年，有学者细分为半坡期和史家期。半坡、姜寨、北首岭、元君庙坟场等一系列范例的聚落与坟场剖析表明，仰韶期间早期为氏族社会。此中，姜寨一期遗址生存、发掘得较为完备。这是一处由五组房屋构成的氏族乡村，乡村中央是一个大型广场，五组房屋围绕广场分布；每组房屋均由大、中、小三类房屋构成。此中，大房子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上，团体呈凸字形，设长条形门道和单间房屋，门口置一火膛，在其左右设两个土床，后间是一片安定，供家属成员聚会会议利用。村外原应有五组坟场，现生存完备的只有3组，每组坟场合葬死者应是同一家属成员。由乡村内的房屋和村外的坟场推测，每一家属的日凡生齿为20—30人左右，与民族地区的母系家属生齿相仿。除了家属之外，尚有广场、哨所、环壕和环壕外的窑场为氏族共有。姜寨一期聚落形态，在关中和陇东地区广为盛行。
仰韶期间中期约为公元前4000年至前3500年，有学者称之为庙底沟文化或仰韶文化庙底沟期。我们把这一时期与中国古籍上经常提及的大同之世接洽起来。《礼记·礼运》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偷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所处的期间为小康之世，而早于小康之世的大同之世，再不见有具体的人名，只是分析大同之世的期间比禹时期更早。其时，社会“选贤与能，讲信修睦”。那么，毕竟何时为大同之世，古典史籍并未记载，汗青学家通常把大同之世当作古人的抱负之国。笔者以为，频见于古籍的大同之世，绝非相壁虚设，而是对应于我国汗青上的某一时期。早于夏代者依次是史籍上的五帝期间、新石器期间和旧石器期间。约公元前1万年至前2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期间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相称缜密，如果以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期间与史籍所载的大同之世相比附，最有资格的当是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期。庙底沟期分布广泛、彩陶盛行、图案以花卉纹为主，但阶层分化并不显着，符合大同之世的情况。在庙底沟期之后，中国才徐徐进入“五帝期间”，“大同之世”已徐徐淡出人们的视野，成为心中遥不可及的优美传说了。
聚落、城址与城址群
现在，仰韶期间最早的城址是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始建年代为公元前4000年前的大溪文化第一期，约相称于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初期。湖北天门龙嘴遗址也发现了仰韶期间的城址，该城址年代为油子岭文化油子岭范例早期，即公元前3900年至前3500年，与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年代相仿。城头山和龙嘴两座城址是现在中国所见年代最早的史前城址，已建有斜夯的城墙，但城址面积都不是很大，城内也不见高品级构筑。因此，它们更像是两座带围墙的聚落，与厥后出现的城址相差甚远，不具备城址的功能。笔者推测，这两座城址与陕西西安市附近的杨官寨遗址处于同一发展阶段。杨官寨聚落面积达80万平方米，围绕遗址一周为环壕，遗址内部不见宫殿一类构筑，而是有整个聚落共用的大型水池系。杨官寨聚落东北是庙底沟期的公共坟场，已发掘了几百座墓葬，墓葬分化不甚显着，大概体现出庙底沟期的氏族公共坟场尚未出现严峻的分化征象。
公元前3500年至前3000年间的仰韶文化晚期，各地城址的数量大大增长，单个城址的平面布局已体现具有地区中央的位置。如河南郑州市的西山城址、大汶口城址、屈家岭文化时期的石家河城址等，这时的个别大型城址已演变成地区政治中央，乃至是更大范围内的聚落群所构成的都市。可以说，仰韶期间晚期，中国开始出现的城址群至少有仰韶文化中游城址群、海岱文化城址群、长江中游城址群三大都会群。到了龙山期间，不但都会群扩展到长江上游和长城沿线，而且城址的规模更大，布局更为复杂，文明化水平更高，而这均是以仰韶文化晚期的都会群为根本的。仰韶期间城址群怎样分类，每一城址群内的城址是否都可以分为都城—都邑—聚落。每个条理，每一层级的城址有何特点，这些题目须要在进一步的旷野工作和综合性研究中徐徐办理。
艺术与宗教
如前所述，仰韶文化可以分别为三大阶段。此中，仰韶文化中期的庙底沟期的彩陶传播面积最大，彩陶斑纹以花卉纹及其变体引人注目。庙底沟期的花卉纹彩陶以两个花瓣、四个花瓣、六个花瓣等构成的彩陶图案最为常见。别的，有规律地缠绕在一起的回旋勾连纹，同样是庙底沟期的主体彩陶图案。苏秉琦老师把回旋勾连纹进一步细分为菊科和玫瑰花两种范例，笔者以为花卉纹与回旋勾连纹，凸显了庙底沟期的彩陶主体纹饰，因而广泛盛行，风行一时。除了这种图案画的纹样以外，庙底沟文化彩陶令人瞩目标另有所谓“鹳鱼石斧图”，彰显强盛的鹳鸟团体克服白鲢鱼团体的画面。这幅陶画被艺术史家们奉为最早的中国画。须要分析的是，这幅“鹳鱼石斧图”是收罗品，与之共同被收罗的另有十几件陶器，经笔者观察，大部分是仰韶文化史家范例常见陶器。因此，这件“鹳鱼石斧图”彩陶缸更大概是相称于史家期的作品。
有学者以为玉器同彩陶一样是中国史前良好的艺术瑰宝之一。仰韶期间的玉器重要有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和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三大要系。此中，红山文化的玉龙、玉猪龙、玉人等，造型生动、古朴典雅，尤其是玉龙形象凸显，喻示着中国对龙敬服的习俗已经相称成熟。凌家滩文化玉器如玉猪龙、玉版、玉人、玉猪、玉鹰等，秘密而又浪漫。此中，玉猪龙、玉人当与红山文化玉器保持密切的接洽。至于良渚文化早期已经出现的玉璧、玉琮等玉器，装饰精致、纹饰繁缛，而且种别复杂、工艺博识。可见，良渚文化早期的玉器争奇斗艳，百花齐放，而这也预示着文明期间已经到来。
有学者主张将“玉器期间”指称史前中国的一个汗青发展阶段，笔者以为，“玉器期间”泛指仰韶文化晚期的东北、华中和长江卑鄙地区大概差能人意。但是，玉器期间的盛行范围极其有限，特殊是对于根本不见或少少见玉器的地方而言，用它涵盖仰韶期间晚期就显得不尽符合了。
各种各样的宗教遗存，早在旧石器期间晚期已经出现，到了仰韶期间，著名的宗教遗迹恐怕绕不开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的蚌塑龙虎图。龙集多种动物形象于一身，其在裴李岗期间已经出现，仰韶期间更加丰满；与龙相对应的是蚌塑猛虎，西水坡仰韶期间的先民将龙、虎纳入其信仰之中，这是原始宗教成熟的体现。
别的，仰韶期间的各种艺术品，如河姆渡文化陶器上镌刻的动植物图案，雕塑艺术作品中憨态可掬的陶猪、忸怩肥硕的陶羊、似在游动的陶鱼，令人赏心悦目。特殊是象牙器上镌刻的双凤向阳的图案，正值红日高照之时，两只凤鸟翘宰衡对，引吭高歌，器宇轩昂、宛如新作，是鬼斧神工的艺术佳作。
总之，蚌塑龙虎的出现犹如龙虎在天，福佑仰韶期间先民，宗教气味的浓重，加重了仰韶期间的秘密气味。彩陶和玉器，更像两面漂亮的旌旗，指示着文明化的脚步，加快地朝着低级文明社会突飞猛进！
社会性子与社会发展阶段
关于仰韶文化和仰韶期间的社会性子和社会发展阶段，从前曾有仰韶文化毕竟属于母系氏族社会还是父系氏族社会的剧烈辩说。有学者以为仰韶文化属于母系氏族社会，从临潼横阵坟场、元君庙坟场等仰韶文化早期坟场盛行单人仰身的直肢葬，常见合葬墓，合葬的人数不等，多的达80人。葬制中实行女性厚葬和母子合葬，反映了以女性为中央的特点。这与聚落内部的房屋房门朝向中央广场同一布局的原则是一样的，表明其时维系氏族团结的血缘纽带根深蒂固，反映出母系氏族社会的性子。但也有学者以为，仰韶文化为父系社会，成年男女合葬墓、成年夫君与小孩合葬墓，以及大量小型房址，分析一夫一妻制家庭日趋增多并占据统治职位，中原地区在仰韶文化早期开始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中期则广泛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严文明老师以为，仰韶文化毕竟处于何种社会发展阶段，不必与家系牵涉在一起。与其在家系上争论不休，不如临时将家系题目搁置一旁，将更多的留意力放在仰韶期间的经济形态、文化状态、聚落与坟场布局分析、艺术与宗教探索等具体侧面，加以深入探究才更有说服力。
现在看来，仰韶文化早中晚三大阶段发生了不小的变革，如果说仰韶期间早期还是大家划一的氏族社会，那么，颠末了仰韶期间中期即庙底沟期的文化大融合，到了仰韶期间晚期即西王村期，聚落巨细有别，阶层分化日趋显着，城址等文明因素日趋完备，种种态势表明，此时的社会文明化已经开始启动，大家划一的社会常态不复存在，开始进入古代国家或低级文明社会。此时的中国第一批古国，如良渚古国、屈家岭古国、河洛古国、大汶口文化古国、红山文化古国等一系列古国，各展英姿，共同走向低级文明社会。
（作者单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汗青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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